进入2026年下半年,随着"十五五"规划渐次落地,人口议题再度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18.7%;到2025年末,这一群体已增至3.2338亿,占全国人口的23.0%,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
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回望,围绕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讨论,正从单一的"数量焦虑"转向更为立体的结构性思考。
未来几年中国人口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重点观察三个方向: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减少,老龄化推动消费结构重新调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对此,一位经济学者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双侧记"的分析框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系统梳理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其中的观点对判断当前及未来几年人口发展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演讲者指出,"科技向善"的理念与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一脉相承——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人。之所以将主题定为"双侧记",是为了强调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来自两个方向:一是供给侧,这是以往讨论较多的议题;二是需求侧,这是当前更需要关注的冲击来源。
从人口转变规律看,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会推动少子化,并与预期寿命延长共同加深人口老龄化。许多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

老龄化整体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持续攀升,其中包含若干关键转折点,可归纳为"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转入下降阶段。按15至59岁人口口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前后达到高点,此后开始减少;第二个转折点已经出现。
我国总人口从2022年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到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人口总量减少已成为需要长期应对的现实。
在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前,我国正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速最快的阶段。此后,潜在增长率逐步下行,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去全球化趋势抬头,传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随之下降。

总体上看,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与需求侧潜在增长率保持了大体吻合。
然而一旦进入第二个转折点,若应对不当,需求侧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低于供给侧,即便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升的潜力足以支撑相应速度,需求侧却难以支撑潜力的充分释放,最终使经济增速在原有下行基础上进一步下滑。
这正是既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也要推进需求侧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据。

第一个转折点的作用机制已被反复论证:劳动力短缺推高工资,比较优势下降;新成长劳动力涌入市场的规模减小,人力资本存量改善速度放缓;企业大规模以资本替代劳动,带来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库兹涅茨过程"减速,甚至出现逆向流动,宏观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随之下降。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潜在增长率下行,实际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则会带来需求侧的冲击。
以消费需求为例,这种冲击主要通过三种效应显现。

一是总量效应。人口即消费者,人们从出生到去世每天都在消费。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放缓或负增长会削弱消费总量扩张的动力,而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倾向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仍能形成新的增长空间。
二是结构效应。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能力存在差异,在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呈下降趋势。老年人劳动收入日益减少,社会保障仍处于广覆盖、低水平阶段,过去几代老年人积累的财产性资产也较为有限,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消费自然随之收缩。
三是分配效应。若一个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消费潜力可获得最大程度的释放;若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群体消费不完其收入,低收入群体又无力满足其消费需求,最终导致总消费不足。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尽早过渡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额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潜力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完善和收入分配结构持续优化,扩大居民消费仍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的重要方向。要释放这一潜力,须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改善收入分配。

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的住户收入占比、劳动者报酬占比、消费贡献率等指标长期呈平坦的U形曲线,而基尼系数长期则呈平坦的倒U形曲线,这表明上述指标与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
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已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缩小了收入差距,但仅靠初次分配显然不够,还必须借助再分配政策的介入。未来需要着力培育的新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脱贫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有近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但其中大多数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需要推动现行绝对脱贫政策向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转变,将其逐步纳入中等收入群体。
第二类是农民工。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3.0115亿,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3092亿。
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在落户、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仍面临现实约束。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减轻其后顾之忧,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进一步释放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
第三类是老年群体。60岁以上人口规模已相当庞大,理应享有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费和生活质量。

通过提高其劳动参与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提供更完善的护理及各类服务,让他们过上应有的生活品质,也将带动整体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回到2026年的现实语境,上述分析框架对理解未来几年人口发展的三大变化极具启发意义。
所谓生育大局已定,并非意味着人口趋势本身停滞不前,而是应对思路已经清晰:从供给侧改革走向供需两侧协同、从初次分配调节走向再分配深度介入、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

老龄化进程仍将持续,也会推动消费结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调整。面向2026年及以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善老年群体保障水平,将成为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的重要支点。
人口议题的最终答案,写在每一份社会保障的完善之中,写在每一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之中,也写在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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